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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談新冠肺炎疫情下不可抗力的司法判斷
2020-03-03 12:16:00  來源:清風苑

  文/程玲

  江蘇省丹陽市人民法院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疫情相關的法律問題引發熱議,關于疫情是否構成不可抗力更是眾說紛紜,爭議不斷。毋庸諱言,待新冠肺炎疫情過去,司法實踐中勢必涌入大量新冠肺炎疫情相關的新類型案件。

  為促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有序開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相關負責人,2月10日就疫情防控中社會普遍關心的法律問題進行了解答。當記者問及“近期不少企業反映,受此次疫情影響,很多合同規定的義務不能正常履行,請問法律對此有什么針對性的規定”時,臧鐵偉答:“當前我國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為了保護公眾健康,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疫情防控措施。對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的當事人來說,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1]很多觀點也就簡單直觀地解讀為新冠肺炎疫情及政府防控措施應當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有鑒于此,筆者試從幾個方面針對司法審判語境下的不可抗力問題進行探討。

  一、政府行為是否屬于不可抗力?

  案例一: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鄂民終870號民事判決書。

  一審法院認為:……政府主導的土地征收是否屬于不可抗力當前未有明確法律規定,或學理上統一而確定見解。但是,就本案而言,……在《協議書》簽訂后政府對包含建陽村在內11村1場土地進行征收,完全超出了雙方的預見,也不能避免或克服。土地征收的客觀情況屬于不可抗力,其直接導致雙方此前簽訂的《協議書》的合同目的無法實現。

  二審法院認為,關于政府征收土地的行政行為是否屬于不可抗力,當前法律、法規中并沒有明確規定,法理中也未見一致的認定意見。但該征收土地行為的行為后果確實且已經導致建陽村委會、建陽商貿公司和美好置業公司簽訂《協議書》之合同無法繼續履行,而該阻卻合同履行的原因不可歸責于合同當事人,事前無法預知,事后也不能避免,且當事人對因此造成合同義務不能履行的法律后果亦不存在過錯,一審判決據此確認政府征收土地行為為不可抗力,并無不當……

  案例二: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遼民初68號民事判決書。

  本院認為, ……關于邢雪森、姜輝燕是否因不可抗力免除其回購股權義務問題。被告邢雪森、姜輝燕認為,證監會的停審是導致雪龍公司沒有在2014年12月31日前完成上市的原因,這屬于2010年7月8日補充協議約定的不可抗力中的政府行為,其回購上海秉原旭持有雪龍公司股份的責任應免除。

  對此,雖然在雙方簽訂的投資合作協議及補充協議中約定,如果發生自然災害以及其他不能預見并且對其發生和后果不能防止和避免的不可抗力事件(含政府行為),致使協議不能履行、不能按約定履行或使協議的目的無法實現的,則本協議各方可以暫緩或終止履行本協議,各方相互之間不承擔責任。但是法律規定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且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本案證監會是否審批雪龍公司上市,本案雙方當事人已經預見,并對不能上市的后果進行了約定,證監會的審查行為并不屬于不可抗力。因此,邢雪森、姜輝燕關于因不可抗力免除其回購股權義務的抗辯主張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結合上述案例以及不可抗力的相關規定,筆者認為,無論新冠肺炎疫情還是政府的行政行為,判定其是否屬于法律意義上的不可抗力,應遵循這樣的邏輯:

  第一,是否存在了新冠肺炎疫情事件或政府的行政行為的客觀情況?

  第二,該客觀情況的后果是否導致了合同不能履行?

  第三,該客觀情況對于合同當事人來說,是不是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

  第四,如果前面三項的答案均為肯定,則屬于法律意義上的不可抗力。

  案例一中前面三項均符合,故政府征收土地的行政行為屬于不可抗力。而在案例二中存在著政府行為這一客觀情況,雖然政府行為亦導致了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實現,但是該政府行為的客觀情況對于合同當事人來說,已經可以預見了,故而不屬于不可抗力。

  二、臺風是否屬于不可抗力?

  案例三:廣東省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粵04民終176號民事判決書。

  一審法院認為,…… (一)因不可抗力應扣除的天數。如已經生效的珠海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粵04民終1824號案件審理認定的因臺風等天氣影響構成“不可抗力”的天數情況,2016年10月20日受臺風“海馬”影響及2016年8月1日受臺風“妮妲”影響,達到了停工的條件,其他時間并未達到停工程度,應扣除天數2天……

  二審法院認為, ……扣除不可抗力2天后應為140天……

  判定本案中臺風是否屬于不可抗力,亦遵循了如下邏輯:

  第一,存在了臺風天氣的客觀情況;

  第二,該客觀情況(臺風“海馬”和臺風“妮妲”)的后果導致了合同不能履行,即在該案件中合同當事人達到了停工的條件;

  第三,該客觀情況(臺風“海馬”和臺風“妮妲”)對于合同當事人來說,在2016年10月20日和2016年8月1日這兩天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

  第四,臺風在2016年10月20日和2016年8月1日屬于不可抗力。

  那么,2016年10月20日及2016年8月1日以外的時間呢?

  因為未達到停工程度,臺風的客觀情況并未導致合同不能履行,進而可知,對于合同當事人來說,臺風的客觀情況不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三、“非典”是否屬于不可抗力?

  案例四:遼寧省高級人民法院(2013)遼審二民抗字第14號民事判決書。

  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11)大審民終再字第51號民事判決查明的事實與該院(2005)大民房終字第83號民事判決查明的事實一致……該院(2011)大審民終再字第51號民事判決認為,關于不可抗力問題。正典公司雖然在訴訟中主張過“因非典的不可抗力而要求終止合同”,但原審判決對此并沒有予以認定。……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

  遼寧省人民檢察院抗訴認為,……關于非典是否構成不可抗力的問題。抗訴機關認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中已經明確“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條和一百一十八條的規定妥善處理”。所以本案因有關部門防治非典疫情采取行政措施導致正典公司無法正常經營,應當認定為不可抗力的范疇……

  本院審理查明,本院除對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2005)大民房終字第83號民事判決所認定的“2003年5月末,正典公司因非典停止經營”一節事實不予確認外,對該判決所認定的其它事實均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關于鵬程公司與正典公司之間合同的解除是否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問題……由此可見,因“非典”疫情和政府有關部門因此而下發的停止野生動物經營的通知,只是對正典公司的部分經營活動造成影響,尚不足以導致其與鵬程公司之間的租賃合同“直接”或“根本”不能履行,本案的案情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中所指出的“因政府及有關部門為防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疫情的影響致使合同當事人根本不能履行而引起的糾紛”的情形,故本案不能據此認定為雙方合同的解除系不可抗力的原因所致……

  2003年發生了“非典”疫情。時至今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期間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關審判、執行工作的通知》雖已被廢止,但并不影響該份裁判文書的參考價值及借鑒意義。

  案例四亦可遵循上述邏輯進行判定。本案中存在了“非典”的客觀情況,亦即“非典”疫情這個客觀情況發生了,但是,該客觀情況“非典”的后果并未導致合同不能履行,那么,對于合同當事人來說,就不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

  “非典”疫情被認定為不可抗力的案例亦不少,本文在此不再贅述了。

  四、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不可抗力問題

  “審判神話”系日本學者棚瀨孝雄闡述的公眾心目中的司法模式:一般人關于法院活動幾乎沒有正確的認識,認為審判不過是忠實地把法律適用于事實這樣一種忽視審判自身創造法律作用的“法律適用模式”。

  現實中,公眾對于司法的期待與實踐有所出入,甚至部分公眾心目中的司法模式近乎“神話”。但是,法律、法學本就不同于哲學、藝術、文學等,當然不能僅僅從字面意思去理解,理應結合理論和實踐從法律規定和適用角度去思考和探討。為公眾和法律人耳熟能詳的不可抗力,一般包括自然災害,如臺風、地震、洪水、冰雹等;政府行為,如征收、征用等;社會異常事件,如罷工、騷亂等……

  不可抗力相關的法律規定可以參見下表:

  研讀上述法律規定,不難得出定論,法律上的不可抗力,客觀情況、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不能克服四個要件,缺一不可。

  法律必須隨著環境之更易而變化,并在變化中求其生長,否則必不免陷于僵化,不能適用社會的需要。新冠肺炎疫情發展至今,全國各地紛紛啟動了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再次研讀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相關室負責人的回答,臧鐵偉自始至終給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定義是“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而非法律層面的不可抗力。

  筆者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相關室負責人臧鐵偉對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回答,分了三個層次:首先,新冠肺炎疫情這一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政府采取了防控措施是客觀情況;其次,應該客觀情況導致合同當事人不能履行合同,對于該合同當事人來說,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最后,對于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據不可抗力的影響,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責任,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如果真要對該回答“吹毛求疵”“雞蛋里面挑骨頭”,不妨再加上《合同法》第118條。實踐中,或有為數不少的當事人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卻未能及時通知對方并在合理期間內提供證明。

  如果我們脫離具體環境和案情,而將新冠肺炎疫情在法律上孤立定性為屬于不可抗力或不屬于不可抗力,至少是不夠嚴謹的。

  綜上所述,新冠肺炎疫情下,當客觀情況這一要件滿足后,對于不同的空間、時間抑或不同類型的合同糾紛當事人來說,是否屬于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答案已毋庸諱言。

  法律有局限性,難免存在滯后、漏洞及模糊地帶,法律的屬性也決定其不能調整所有的社會關系,然公眾的訴訟愿景是法律“包治百病”,期待任何案件進入司法程序都能“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回歸司法權本質,其主要功能是解決糾紛,解決進入到了司法程序的法律糾紛,而非一切糾紛。裁決糾紛應當“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由理論到司法實踐再自然回歸法律法規的本質,以維護法律的尊嚴和價值。

作者:  編輯: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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